刘备一生中，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或许就是夷陵之战了，关羽被孙权所杀，刘备失去了一大助力，而张飞又被手下人杀掉，这人还跑到东吴去了，原本的蜀吴联盟一点点破裂，尽管孙权尽力修复，可是刘备却不领情，他坚持要发动伐吴之战，可最终还是败给了陆逊。但其实，刘备并不是败给陆逊，之所以打败仗，其实是因为没钱。
刘备北伐汉中，虽然战胜了曹操，但是蜀中经济已经过度透支，这时候急需要休养生息。然而历史却没有给刘备休息的机会。“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孙权偷袭荆州，曹丕废汉称帝，刘备还来不及下战马，就又要披挂上阵了。这无疑让刘备集团以及随之建立的蜀汉，在经济上雪上加霜。
刘备初入蜀后，物资匮乏，乃听取刘备的建议，铸造直百五铢虚值货币，详情可参见《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在直百五铢以后，蜀汉又铸行了太平百钱。这依然是一种以一枚铜币比100枚汉五铢钱的虚值货币。
刘备为什么要在直百五铢之外，再度发行太平百钱呢?可能是几年之内，直百五铢迅速贬值，信用下降;而虚值货币引发的民间盗铸，也是州府依靠公权力难以禁止的。因此，无论是打算整顿币制，还是另行搜刮，益州统治者可能都认为直百五铢已难担其任，是以铸行新币太平百钱。至于为何要以“太平”命名，可能正如杨荣新先生所言：“藉此向人们表示，蜀汉政权建立以后，从此天下太平，给人们在心理上以安慰和满足。”(见杨荣新《“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
至于铸行太平百钱，究竟是整顿币制，还是另行搜刮，就确实不好说了。
从积极方面看，太平百钱确实存在比较重的大样钱。如《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中有8.1克、8克、7克的太平百钱(均有背星水纹，见P66、65、62)，及6克的世平百钱(太平百钱的一种，见P64);《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中8.2克的世平百钱(P35);以及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提到的8克“鹿角太平”(P98)、近6克的世平百钱(P98)等。如果我们从好的观点出发，或许刘备集团曾企图以重量较足的太平百钱，来冲淡直百五铢减重的影响，试图整顿日益混乱不堪的币制。
不过6-8克的太平百钱数量并不多，而且或多或少都比较“个性”。有的具有背星水纹，有的字体奇怪犹如鹿角(鹿角太平)，更有的连名字都不一样(世平百钱)，因此向来有学者把这类钱归为压胜钱或宗教钱。这些太平百钱是否为压胜钱、宗教钱单说，但从数量和做工特殊来看，似乎确实有特别意义，颇似后世的纪念币。
至于消极方面，也就是刘备铸行太平百钱，是为了进一步搜刮益州民间的财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结束的汉中之战，其消耗需要钱财补充;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各类仪仗礼器需要钱财供给;章武二年(222年)东征伐吴，更需要钱财筹备。总而言之，刘备政府开销太大，收入太少。既然刘备不愿加税以公开激化矛盾，也就只能靠钱币减重和通货膨胀来维持政府的生计。其时直百五铢尽管事实上已经减重，但官方亦不好直接承认，遂另起太平百钱。据传，刘备为了搜集铜料铸钱，甚至到了“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的地步，(《南齐书·崔祖思传》)足见刘备铸币之心的急切。
前文已述，汉中之战以后，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2-4克;现存2克以上的太平百钱中，3-4克余重的居多。从货币重量来看，太平百钱与减重后的直百五铢相当。可见，在刘备称帝前后，蜀钱的重量大体维持在2-4克左右，也就是说，刘备在蜀中主政这近十年里，货币贬值2.5-5倍;如果与蜀五铢相比，则贬值高达62.5-125倍!
太平百钱，并没有换来人们企盼的“太平”。在多年的战争和搜刮下，蜀中经济萎靡不振。刘备的通胀政策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经济破产，蜀汉政府自然也掠不到多少财富。北伐汉中，已经耗尽蜀中力量，此时即使休养生息三年，以蜀中财力再度支持刘备东征已经极端困难。如此，这次东征在准备上必然难称充足。
刘备东征初期，曾“水陆俱进”，这是凭借上游优势以水军进取荆州的正确战术。然而进入夷陵后，刘备“反舍船就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不仅失去了上流进军的优势，而且徒增补给成本，特别是结营三峡，被陆逊看出了破绽，遂火烧连营，全军覆没。
平心而论，刘备早年军事水平不佳，但随着经验积累，其军事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攻刘璋、取汉中均是。以刘备多年行军，不会不明白“水陆并进，则及锋而用，舍船就步，则师老运艰，渐见衅隙，敌得以逸待劳，伺变击怠”(《三国志集解·吴书·陆逊传》注引何焯语)的道理。然而刘备还是选择了上岸，其最大的可能是，蜀汉军中根本没有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大型战船。
蜀汉经济恶化，是导致刘备东征失败的内在因素之一。
晋灭吴时，王濬曾用一整年时间在益州造船。观其所需耗财力，以刘备的经济状况，恐怕已难承担。看来，蜀汉当时的经济实力，已经难以担负起东征孙权的重任。刘备兵败夷陵，亦是早有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