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末，青年学子曹聚仁初到杭州，出乎意料地遇见先父极为敬仰的前贤：汤寿潜。然而更令曹想不到的是汤的打扮，“他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一双蒲鞋，手上拿了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当然，被汤的这身造型“雷倒”的又岂止曹聚仁？据著名报人包天笑回忆：“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何以蜷伏在此？”
不过，作风朴素的汤先生却是清末民初响当当的大人物，堪称传奇。
“东南人望”
《左传》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传统士人们毕生追求的完人标杆，但并非遥不可及，至少汤寿潜与之很是接近。
1890年，在内阁上班的汤寿潜写成《危言》一书，提出迁都长安，官制改革，严肃吏治，科举革新等一系列的变法主张。此书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还早四年出版。一时间国人争相传阅，好评如潮，汤因之声名鹊起。
十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北方一片生灵涂炭。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免于战乱，汤寿潜主动联手张謇、陈三立等至友奔走于宁沪之间，游说几大督抚保境安民，勿轻易宣战。此即著名的“东南互保”。张謇事后慨叹“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大，其谋实发于君”。
时光荏苒，又过十年。时任浙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力拒清廷出卖路权的做法，并致电奕匡，直斥盛宣怀乃罪魁祸首，“损中益外，假公肥私”。他又奏明朝廷，“若以罪魁祸首为非”，就把盛宣怀撤职，“或调离铁路，以谢天下”；若“以遵旨商办为非”，就“悬寿潜之首于藳街，以谢盛宣怀！”孰料清廷竟不辨是非，以“妄劾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误国”的罪名，将汤寿潜革职，“不准干预路事”。虽浙路风潮终以惨淡收场，不过汤却凭此人气飙升，当时报纸甚至打出“汤去路亡”的口号，可见其已被浙人视为爱国与公信的人格符号。
就这样，汤寿潜历经三个“十年”，升级为江浙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称之为“东南人望”，殆不虚也！
顺势而为
进入辛亥年，汤寿潜对清廷的信心跌至冰点。5月，清政府宣布设立“皇族内阁”，这让一贯主张立宪的汤寿潜倍感失望。他与张謇、沈曾植、赵凤昌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然其建议犹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已是心灰意懒的汤寿潜于该年秋天致友人信中写道：“人以为幸福在前，我以为大劫方始。”果不其然，武昌首义的星星之火很快便呈燎原之势。历史就是如此有趣，最害怕革命的立宪党人汤寿潜却预言了革命的到来。更加诡异的是，汤竟然成为革命党人的座上贵宾，于11月5日被推举为杭州光复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
汤寿潜担任浙督，看似意料之外，实乃情理之中。浙江本是革命力量最强地区之一，既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所在，又拥有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秋瑾等领袖人物。不过，杭州起义前夕，陶、章二人远在海外，留守本地的朱瑞、褚辅成又难以服众。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堪膺此选”。
此时身在上海的汤寿潜内心异常纠结。深受传统观念熏染的他，虽知革命大势所趋，但潜在的忠君情结令他难以改仕新朝。于是他起初极力婉拒，说：“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颛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表达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然而汤毕竟“心太软”，当说客讲到此时杭州民军与旗营严重对峙，满人只“愿受汤先生抚，否则力抗”，并进而游说“杭民六十万户，使阖门而战，一朝而烬，公独能不救之耶？”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愚忠”，决定担当道义。可以说，由清臣到浙督，汤绝非华丽转身，而是艰难蜕变。
甫一上任，汤就拟订旗营和降条件，以自己的诚信与声望促使旗营“委械请降”，杭州乃至浙江“全境帖然以定”。接着，汤再出重拳，12日派朱瑞、吕公望率攻宁支队3200余人开赴镇江，一路披荆斩棘。12月2日，联军经过血战攻克南京。汤寿潜向前线将士发出贺电：“南京光复，赖诸公指挥之劳，将士用命之力，东南大局，从此敉平。谨祝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不久，汤又积极呼吁成立中央政府，统一事权，并自告奋勇为南京临时政府劝募公债，以纾财政危机。
汤寿潜最具远见的主张是提出“援鄂伐燕”。在他看来，武汉乃首义之区，必须顾全。而“北方愈有世变，北伐愈不可懈”。因为他对袁世凯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其为翻云覆雨之辈，应停止议和，全力北伐。后来形势发展确如其所言。
急流勇退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推举汤为首任都督，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的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徒具虚名。套用句流行语，他就是个“打酱油的”。
况且不少革命党人年轻气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这个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间有两件事对汤刺激颇大。一是“贵林事件”。贵林，杭州旗营满人，思想开明，在和平解决旗营问题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营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义加以枪决。出于“维稳”的需要，汤强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又向汤发难。王本来就对汤寿潜甚有成见，曾质问陈其美：“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何要推他出来做都督？”后来王更是无视都督府的命令，组织绍兴军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东税收，采购军械，扩充部队，“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实在没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图章”，做个“傀儡都督”。于是，汤寿潜声称“老病无用世之心，又无发难之烈”，于1912年1月16日卸任下岗，前后任职仅两个月零十天。
下野之后，汤并未就此息隐山林，依然为国为民竭尽所能。他曾赴南洋筹集款项，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后重掌浙路指挥权，希望通过与袁世凯博弈，推翻铁路国有政策，为地方谋求福利。可惜二者皆收效甚微，无果而终。
■“布衣都督”来源
汤寿潜多年身居要职，但生活简朴，有“布衣都督”之称。他不富、不贪，在全浙铁路被袁世凯收归国有两年后，袁通过全浙铁路公司拨发20万银元，作为汤总理全浙铁路4年多不支一分薪金的补偿，但汤分文不受，将全数款捐给建造浙江图书馆。
■追忆与回眸
先生当清季负时望，有康济之略而不得行其志；民国初建，虽尝假节开府、入参国务，皆去之惟恐不速。其介然特立不肯询人以尸位，非故为此以矫世也。
言足以益仁，行苟足以利物。施及一乡不为小，达乎四海不为大。近之，功垂数世；远之，泽流无穷。不必在位，不待有众，不假于宣扬，不资于辩说，而人自不能忘之，感应之理然也。
——马一浮
主维新创共和顺历史潮流，保路权建铁路为商旅腾颂。
——“汤蛰仙先生纪念碑”上的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