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的兴衰与影响：从羁縻到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特殊统治制度，历经元、明、清三代，其演变与影响深远。本文将从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衰落以及改土归流的过程，探讨这一制度如何影响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边疆治理。

《中国文化常识.2》有提及, 土司制度，这一中国封建王朝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统治制度，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演变过程。
起源：土司制度可追溯到汉代的羁縻郡县制。当时，中央政权为了管理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种相对松散的统治方式，即羁縻政策，意在如牛马之受羁縻，使各少数民族在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同时，又隶属于中央王朝。
发展：经过魏晋、唐宋时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土司制度在元代正式形成，并在明代达到完备。元代时，政府明确规定了土司的职务、义务、承袭等制度，并广泛利用土著民族上层充当官吏。明代则进一步细化了土司制度，包括土官的职衔、隶属关系、贡赋等，使得这一制度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
演变：清代时期，土司制度在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继续实施，但政府加强了对土司的承袭和考核管理，同时采取措施分割或缩小土司的辖区，以限制其权力。这些举措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对边疆民族地区控制力的加强。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政策，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土司制度也暴露出诸如割据、保守等弊端，最终在清代后期逐渐走向衰退。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但发展不平衡的特殊情况，而实施的一种统治制度，是一种封建的民族政策。其基本特征是：封建中央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利用各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分子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继续保留，并通过当地贵族分子进行贡纳的征收。据《明史·土司传》说:“西南诸蛮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可见土司制度始于汉代的羁縻郡县制，中经魏晋、唐宋的发展，到元代正式形成土司制度，并完备于明代，延续至清代后逐渐衰退。
“羁縻”在《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中说:“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元代统一中国后，总结历代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经验，在云南、四川、湖广等行省的部分地方普遍利用土著民族上层充当官吏，根据其地域大小分别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大小土司机构。西域回人赛典赤初建云南行省时，就是任用土著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土官。当时云南行省最大的土官就是原大理国王段氏的后裔，段氏世袭充当大理总管；北部的罗罗斯宣慰司地区则以“罗罗”贵族安氏为代表，其余大小土司遍地皆是。元代时已对各种土司的职务、义务、承袭、信物、升迁、惩罚等有了明确的规定，土司制度初步形成。
明代则进一步完善了对各级土司土官的职衔、承袭、隶属关系、贡赋、征调等制度，使土司制度真正成为一套完备健全的统治制度。明军平定云南后，先后授予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以土官职务，并从形式上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组织直接纳入国家政权组织系统，在确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前提下，允许土司在辖区内根据本地区情况处理内部事务。土司只有在承认自己是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吏前提下履行义务、服从调遣，其在地方的统治才合法。清代时期，针对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发展仍有差距的现实情况，在无法设流官的地区，仍延续了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情况时有改变，或置或废，但制度的内容与明朝基本相同。
通过实行土司制度，在保留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结构暂时不变的情况下，暂时维护了民族地区的稳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统一。同时，土司制度也存在着造成各土司区之间的割据、保守、封闭等弊病，在后期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的经济发展。

正如《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一书中所提到的, 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廷并非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和土司的不同表现，制定了差异化的实施策略。这种策略体现在对内地与沿边土司、江内与江外土司以及奉公守法与专横不法土司的区别对待上。
对于内地土司，由于他们受汉区影响较深，改土相对容易，且他们地处腹心之地，若为患会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因此需要优先加以解决。而对于沿边土司，由于清廷鞭长莫及，暂时仍示羁糜，他们还可以起到藩篱屏障的作用。
在对待云南边地土司时，清廷以澜沧江为界，对江内和江外土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江内土司被全改流官，而江外如木邦、景东、景迈等土司则仍予保留。
此外，清廷还根据土司是否奉公守法来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奉公守法的土司，清廷会给予一定的保留和优待；而对于那些专横不法的土司，则坚决进行改流。

清廷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和不同表现的土司,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加以区别对待,改流工作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具体而言，有如下分别。
内地与沿边之别。刘彬说:“窃以为在内地之土司可栽也,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之土司亦可裁也。顾使侏异类,深根固蒂,分踞郡县中,岂国家久安长治之善策乎?若沿边之土司,则宜存也,彼既不在我腹里之地,与我土地不相错杂,城廓不相逼近,无事则藩篱之用,设或有事,犹可一面御之,非若内地者一有不虞,即在心腹之间也。”
江外与江内之别。据鄂尔秦奏:“滇边西南以澜沧江,江外为卓里、缅甸、老挝诸土司。其江内之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追明,代为边害。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奉公守法与专横不法之别。雍正六年谕日中对这两类土司的态度和做法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有相关介绍, 土司制度在元明清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兴办学校并对少数民族开放科举，清朝更是采取“文教为先”政策，大量设立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迫土司子弟入学，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土司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土司子弟。文化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的整体发展。
另一方面，土司制度在保卫边疆领土完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土司多分布在边疆地区，负有守土之责。无论是在内部混战、分裂或改朝换代，还是外敌入侵时，土司都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领土完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些土司的忠诚和牺牲为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番知府邓廷瓒奏,本府学校中有土人子弟在学者,宜分别处置,以 示奖励。 ”明朝兴办学校的同时又对少数民族开科举之门,允许土 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清朝对土司地区采取了“文教为先”的政 策,大量建立义学、社学,“各省府、州、县多设立(义学),教孤寒生 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①。 提倡甚至强迫土司子弟人学 就读,准许土人子弟参加科举,“准土司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 元 明清王朝的这些措施提高了土司地区各族的文化水平,其中土司 子弟提高最快,有的土司文化素质有显著提高,“云南诸土官,知诗 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②,在木氏土司中出现了木增等诗 人。 土司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土司在保卫边疆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方土司大部分分布在边疆地区,这就决定了土司负有守土之责, 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无论是在 中央王朝内部发生严重的混战、分裂或改朝换代之时,还是在边疆 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边疆地区的土司都是站在维护国家统一、边 疆领土完整的立场,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
如明朝万历年间,当缅甸蒲甘国王莽瑞体带兵侵犯云南德宏地区 时,明朝陇川宣抚傣族土司多士宁拒不降缅,不惜用全家性命来保 卫边疆领土完整,“万历初 缅甸莽瑞体叛,来招陇川宣抚多士 宁,士宁不从。” 明朝永乐年间,木邦宣慰 使罕宾发不仅数次拒绝缅甸国王那罗塔的诱叛,而且还向明朝表 示效忠,愿意共同抗击那罗塔,得到明朝的嘉奖。 道光十四年 中国南方民族发展文 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1834年)缅甸木梳王朝出兵侵犯车里(今西双版纳),并强迫车里 宣慰使刀正综投降缅王,刀正综以身为清朝命官(宣慰使)坚决拒 绝。 广西的土司曾率兵、湖南永顺和保靖宣慰使曾率土兵前往 浙江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田州土司之妻瓦氏“请于督府,愿身 往”①。 瓦氏率领6000多名土兵在王江泾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 利。 湖广的容美土司田九霄率土兵2万名、永顺土司赵翼南率土 兵3000名、保靖土司彭臣率土兵3000开往抗倭前线参加了王 江泾战役,对王江泾抗倭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 边疆土司在抗击帝国主义的人侵斗争中也起过重大作用,19世纪 末英帝国主义侵略片马时,土守备左孝臣同景颇等族人民一起共 同反抗英军的侵略,在甘碑地与英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左孝臣的 抗英斗争保卫了片马的大片中国领土。 这些事实说明土司在维护 祖国统一和保卫边疆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做出过突出的贡献。